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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萬!上海首例知識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案件一審落槌

發(fā)布時間:2019-9-11來源:中國知識產權資訊網點擊:返回列表

       因認為對方生產、銷售的同款健身器材侵犯自身注冊商標,一家美國企業(yè)來華將國內某運動器材有限公司訴至上海市浦東新區(qū)人民法院(下稱上海浦東法院),除要求對方停止侵權行為外,還訴請賠償包括律師費、公證費等在內的經濟損失300萬元。
 
       9月6日,上海浦東法院對該案作出公開宣判,認定被告侵權獲利逾100萬元,且其商標侵權行為符合《商標法》關于懲罰性賠償?shù)倪m用要件,遂判決全額支持原告訴請。
 
       據(jù)介紹,該案是新《商標法》實施后,上海法院宣判的首例知識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案件。該判決對懲罰性賠償制度在適用條件審查、賠償基數(shù)確定等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,對同類案件的審理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。
 
       有業(yè)內人士表示,在當前中美貿易戰(zhàn)的背景下,法院對該案的判決,體現(xiàn)了我國嚴格保護知識產權,平等對待中外主體的“大國擔當”。
 
       擅用注冊商標
 
       原告美國某公司主要從事運動器材的生產銷售、健身課程的推廣,擁有多項發(fā)明專利,并在中國多個商品和服務類別上注冊了涉案商標。通過廣泛銷售健身器材,以及組織、推廣相關的健身培訓項目,涉案商標已在中國消費者中具有相當?shù)闹取?/div>
 
       2018年3月,原告發(fā)現(xiàn)被告浙江某企業(yè)在展覽會上銷售使用了涉案商標的同款健身器材。同時,被告還通過微信商城、工廠現(xiàn)場售賣等多種方式進行推銷。原告認為,被告使用的商標與涉案商標標識完全相同,且商品類別亦與原告涉案商標核定使用的商品相同,已構成商標侵權。
 
       事實上,早在2012年,被告就曾侵犯原告知識產權,經原告發(fā)送警告函后雙方簽訂和解協(xié)議,被告承諾不再從事侵權活動。鑒于其重復侵權的情形,原告主張適用三倍懲罰性賠償,要求賠償300萬元。
 
       被告則辯稱,原告在涉案商標注冊后未在中國開設專賣店,也未授權代理商銷售相應商品,故原告未以營利為目的在中國使用涉案商標,無法與該商標建立唯一對應的關系。此外,目前市場上已存在多家同業(yè)競爭者生產同款產品,被告對涉案商標的使用系正當、合理使用,未侵犯原告的商標權利。
 
       法院判賠百萬
 
       上海浦東法院經審理后認為,涉案商標具有較強的顯著性,且經過原告及其合作商家的持續(xù)使用和廣泛宣傳,已經能與原告建立唯一對應的關系。被告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涉案商標相同標識的行為,侵犯了原告的注冊商標專用權。
 
       為查明被告因侵權行為的獲利情況,法院責令其提交有關銷售數(shù)據(jù)、財務賬冊和原始憑證,但其拒絕提交,已構成舉證妨礙。法院在審理中遂采用優(yōu)勢證據(jù)標準予以認定。
 
       法院認為,根據(jù)被告微信宣傳的內容,足以證明侵權商品的銷售量,被告對其宣傳內容不能舉證否定真實性的,應當支持原告主張,而對于侵權商品的單位利潤,可以結合案外同類產品及被告的自認酌情確定。經認定,被告的侵權獲利在101.7萬元至139.5萬元之間。
 
       同時,新《商標法》規(guī)定,對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,情節(jié)嚴重的,可以在根據(jù)權利人實際損失、侵權人侵權獲利、商標許可使用費的合理倍數(shù)所確定數(shù)額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確定賠償數(shù)額。
 
       該案中,被告曾因涉嫌侵犯原告其他商標及專利權利而被原告警告,后與原告簽署和解協(xié)議承諾不再從事侵權活動,卻又再次被發(fā)現(xiàn)實施涉案侵權行為。被告原樣仿冒原告的商標和產品,通過線上、線下多種渠道銷售,且產品還存在質量問題,其行為符合懲罰性賠償關于“惡意”和“情節(jié)嚴重”的適用要件,法院最終確定了三倍的懲罰性賠償比例。因侵權獲利的三倍已超過300萬元,超過原告主張的賠償金額,遂判決全額支持原告訴請。
 
       具有參考價值
 
       據(jù)了解,2013年,修正后的《商標法》第六十三條第一款對“懲罰性賠償”進行了規(guī)定,這是知識產權領域首次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。該制度旨在提高侵權行為代價,扭轉此前“維權成本高、侵權代價低”的局面,有效減少侵權行為的發(fā)生。
 
       不過,即便放眼全國,司法實踐中直接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、對侵權人判定高額賠償?shù)陌咐齾s并不多。究其原因,主要是適用該制度的兩個條件較難確定:一是侵權人主觀“惡意”和侵權情節(jié)客觀“嚴重”的確定難;二是作為加倍計算的基數(shù)“權利人損失”“侵權人獲利”等的確定難。
 
       在法律規(guī)定較為原則的情況下,該案作為上海首例知識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案件,對懲罰性賠償制度在適用條件審查、賠償基數(shù)確定等方面均進行了積極探索,不僅對類案審理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,而且對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力度的持續(xù)增強乃至法治化、國際化營商環(huán)境的構建同樣具有重要意義。(本報記者 孫芳華 通訊員 陳衛(wèi)鋒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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