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具體內容上看，《意見》提出“加快在專利、著作權等領域引入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”，同時，與之相銜接的是“強化民事司法保護，有效執(zhí)行懲罰性賠償制度”，總體思路是要“強化制度約束，確立知識產權嚴保護政策導向”，政策目標要做到“加大侵權假冒行為懲戒力度”。

 

　　從立法現(xiàn)狀上看，我國2013年修改的商標法引入了懲罰性賠償制度。2019年4月新修改的商標法明確將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的賠償數(shù)額，由修改前的三倍以下，提高到五倍以下，并將法定賠償額上限從300萬元提高到500萬元，懲罰性賠償額度達到國際較高水平。有了商標領域的立法經驗，《意見》提出要加快在專利和著作權等領域引入這一制度。

 

　　可以說，《意見》提出的“加大侵權假冒行為懲戒力度”是要求我國將“嚴保護”的導向落到實處，有力震懾侵權假冒行為，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力度。

 

　　那么，為何要在立法中引入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？

 

　　從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時代背景出發(fā)，經濟的“高質量”導向和發(fā)展的“創(chuàng)新驅動”導向，必然要求知識產權“嚴保護”。知識產權保護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石、是創(chuàng)新驅動發(fā)展的剛需、是國際貿易的標配，只有強化知識產權保護，積極營造優(yōu)質營商環(huán)境，我國才能成長為與第二大經濟體相符合的科技創(chuàng)新發(fā)源地、創(chuàng)新人才集散地和創(chuàng)新成果輸出地，推動國家發(fā)展再上層樓。目前，知識產權保護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權利人維權“舉證難、周期長、成本高、賠償?shù)?rdquo;。其中，“賠償?shù)?rdquo;更是嚴重制約著知識產權保護的成效。對侵權人而言，侵權成本遠低于可能付出的代價，不能震懾反而助長了侵權氣焰；而對權利人而言，救濟本身遠不能彌補物質與精神的雙重損失，不能激勵反而挫傷了創(chuàng)新熱情。知識產權保護不僅事關個人權利與法律救濟，也事關創(chuàng)新本源、市場秩序和營商環(huán)境。

 

　　從知識產權侵權案件的特點出發(fā)，知識產權的“嚴保護”導向，必然要求故意侵權行為賠償?shù)?ldquo;懲罰性”導向。從法理上看，知識產權與傳統(tǒng)的有形財產權的保護需求并不相同。這也決定了知識產權侵權與一般民事侵權相比，具有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實施較為便捷、損失難以計算、與侵權成本相比侵權獲益豐厚等特點，從而使傳統(tǒng)的補償性賠償原則適用于知識產權侵權案件時存在諸多不足，也為懲罰性賠償知識產權制度的引入提供了空間。

 

　　從知識產權維權的實際需求出發(fā)，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目的就是為了彌補原有的補償性賠償不足，以救濟受害人權利，實現(xiàn)規(guī)范市場經濟秩序的制度功能。這一制度有望針對特定領域的侵權案件，解決風險社會的求償難題。

 

　　因此，在知識產權“嚴保護”的大背景之下，在立法中引入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，適應現(xiàn)實需求，回應民眾訴求，引領變革要求，必要性和可行性具足。

 

　　從我國司法實踐來看，2019年9月6日，上海已有首例知識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案件；2020年3月26日，杭州互聯(lián)網法院對惡意重復侵權行為也作出懲罰性賠償判決。后續(xù)按照《意見》要求，加快專利法、著作權法等的修改完善，大幅提高侵權法定賠償額上限，加大損害賠償力度，必將為司法保護提供法律依據(jù)，對侵權行為形成有力震懾，極大提振創(chuàng)新信心，推動經濟增長。

 

　　筆者認為，在立法的實現(xiàn)路徑上，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還需從三個方面予以細化：

 

　　一是明確適用條件與計算方式。懲罰性賠償只是在特殊情形和嚴格條件下對“填平”原則的例外，懲罰性賠償應當限定在侵權人主觀上存在侵權故意、侵權情節(jié)嚴重等情況下適用。懲罰性賠償金數(shù)額的確定，也應以補償性賠償金為基礎，綜合考慮侵權人主觀惡性、侵權后果、其是否采取補救措施、其在訴訟中的表現(xiàn)、經濟能力等因素，以不超過補償性賠償?shù)奈灞稙橄蕖?/div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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